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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边境前缉毒大队长自述经历:毒贩并不爱报复因为风险太大…

发布日期:2019-10-30 01:40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“我们查到的都是四号,最纯的那种,这种放在锡纸上烧会变成粘稠的流质。不过我们检验的时候可舍不得烧,那都是任务量啊,”王浩说,他伸出左手向上比划了一下,“我们会用铁丝挑一点点烧,如果纯度高的话,会烧出一线黑黑的烟,像黑丝一样,用舌头舔铁丝,有酸涩的味道。”

  王浩穿着米色的夹克,坐在沙发上,双手扶着膝盖,胸膛挺得笔直,说话的时候上身微微前倾。王浩2010年从云南武警特勤大队侦察组组长的岗位上退役,在边境缉毒5年,目前在合肥一家商场工作。

  云南某地,一条高速公路附近,有块平地,两百米外是一条乡村土路一直通到山上,向南100米有一个加油站和两个饭馆。这地是一个交通枢纽,从边境土路开来的车大多都在这里停一会儿,或者加油,或者司机方便,阿甲修车铺就在这块风水宝地上,已经开了7年多。

  阿甲三十多岁,脸上有相当的横肉,样貌有些凶,事实上他在当地村里也属于地痞一类,很不招人待见。在地痞的外表之下,阿甲的另一个身份是云南边防武警的缉毒线人。

  “我们平时查获毒品有两个主要途径,一个是边防站的日常检查,另一个就是依靠线人的汇报。”王浩说。

  国内在打击贩毒、假币、贩枪、强迫卖淫等重大刑事案件中,使用线人是常用的手段。据《南方周末》报道,在东南沿海的一些发达城市,平均一名刑警拥有一到三名保持单线联系的线人。在云南等一些缉毒重镇,缉毒警察拥有的平均线人数量更多。

  “除了天上走的之外,那个位置能监控出入境的所有人和车,我第一次看到位置就想鼓掌,”王浩说,“我不知道阿甲是怎么被发展进来的,我入伍之前他就已经是个线人,提供了大量的情报。”

  与电影中的线人不同,阿甲与部队联系,并不在意是否保密。阿甲发现可疑车辆后,会直接用手机打给特勤大队的情报室,然后由情报室通知执法人员抓捕。

  2007年夏天的一个晚上,王浩接到了情报室的电话。“阿甲说有一个人穿着西装背着一个超大的黑色塑料袋走夜路,特别可疑”。

  王浩他们随即开车过去,两部车一前一后夹住了黑袋男子。“我当时也没有按照正规程序操作。正规程序是一手在前,一手在后,告知自己身份,然后通知他接受检查,特别麻烦。我一个四川战友撕开塑料袋,发现是,骂了一声‘格老子’,就把他扑在了地上,袋子里一共装了6公斤四号。”王浩说。

  抓捕之后王浩四人并没有归队,这种情况下肯定有人过来接货,四人就地开始审讯。“人在山里,加上又是大半夜的,他有些怕,很快就招了。”接货人很快归案。

  王浩他们立了一功,阿甲也因此获得奖励6000元。特勤大队对线人实行现金奖励政策,根据他们的线索,每缴获一克毒品奖励一元,不分种类。

  “所有的案子都要登记在册,我们绝对不会赖账的,”王浩说,“这个属于财政拨款,年底打入线人账户。”阿甲一年做线人的收入是十万块左右。

  直到退役前,王浩还与阿甲保持着很好的私人关系,“开车经过那里,会停下来聊两句话,这已经是非常奢侈的私交了,因为我们没有假期。”

  线日,云南一警方线人破案后身份暴露,惨遭毒贩挑断脚筋并灭口。后来警方通过手机通线名嫌犯,最终被判处从死刑到3年有期徒刑不等。阿甲们有没有类似的担心呢?

  “毒贩并不是那么爱报复的,那些人(报复者)只是占极少数。毒贩们的目的是为了赚钱,报复杀人对他们来说风险太大。我服役这么长时间,手下的线人从来没有被报复过。”王浩说。

  “这些毒品罪犯就是一个目的:获利。” 公安大学禁毒教研室主任李文君说,“你可以把它看做一个企业的运营,有了一定实力之后他要加大投入,所以这个投入就表现在他的通信工具,交通工具上,毒贩子都是下很大力量去做的。”

  毒枭在交通工具上很舍得投入,比如动用了价值200万的车去接货,但另一方面,他们在武器装备上的投入并不如传言中高。“有些报道云南的毒贩时说贩毒超过5公斤就得配小钢炮,超过多少克配手榴弹,这纯属扯淡,我在云南这么多年也没有碰到几支枪。”王浩说。

  “在国内买一支制式私枪要好几万,要卖多少毒品?另外,在中国境内如果发生交火基本是跑不了的,所以配枪的毒贩只是极少部分。”王浩说。

  一线们毒贩大多都不是电影中那样全副行头,他们中间的很多都是社会最底层的可怜人。“凉山州有一些村子男人吸毒死了,留下孕妇,这些孕妇很多不知道毒品是什么。她们是少数民族,又是孕妇,毒贩就利用她们钻法律空子。”王浩说。

  2007年,保山的边防站经常能看到一些彝族孕妇,刚开始时零星坐车过来,后来是包车。这些人有着明显的特征,眼睛发红,口气发臭,口里散发臭胶水味道,随身带着香蕉。这些孕妇都是体内藏毒者,她们用两个避孕套包着毒品,吞到胃里。

  由于有着胃酸的腐蚀,两层避孕套只能坚持8到10个小时不破,这正好是坐车从边境到昆明的时间。到达之后,立刻吃掉香蕉帮助排泄出来。如果不按时排毒,避孕套一旦破裂,这些人会有生命危险。

  这种藏毒方法叫“正吞”,另一种方式叫“倒吞”,也是用避孕套包着,塞到阴道里,经过训练的妇女用这种方式最多能藏200克毒品。倒吞者没有任何身体特征,只有人体检查仪能查到倒吞毒品。

  “这些人群生理特殊,身份特殊,导致她们的法律地位也特殊,” 公安大学禁毒教研室教师陈帅锋说,“对她们,或者修改法律,或者投一大笔钱建场地,进行监视居住,反正近期内没什么好的办法。”

  2004年12月15日在中国云南省思茅警方的配合下,佤邦警察局、2518团部队成功在佤邦岩城区永图乡捣毁两个毒品加工厂,当场抓获参与制毒人员19名。最终,特勤大队查到了这群人的头目:四川凉山人刘付成,他在瑞丽指挥贩毒。

  他们的窝点位于德宏州一个偏远山区,所有孕妇都在那里接受培训:如何正吞和倒吞,如何利用香蕉韭菜排毒。培训完毕后去到瑞丽边境上,装毒之后坐着各种车辆闯关。“我们进行全流程的调查取证,最后抓了几百人。”王浩说。

  1990年,国家成立禁毒委员会,是我国最高的禁毒领导机构。由外交部、公安部、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司法部、民政部、教育部等23个部委组成,现增至25个部委。该委员会主任由公安部部长担任。

  “禁毒委员会是国务院常设机构,在《禁毒法》里明确规定的。办公室设在公安部禁毒局里,所以很多时候给人感觉是公安部在牵头做这个工作。”李文君说。

  虽然有禁毒委员会的统一指挥,但前线禁毒工作还是时有混乱。“我们经常会和公安‘撞线’,有时我们穿便衣跟一个案子,公安也便衣跟踪同一个案件,九龙图库开奖结果直播,由于相互不通气,结果发生了冲突。”王浩说。

  那是在2007年秋天,边防警察向特勤大队报告在一辆客车的垃圾桶里发现了,但不知货主是谁,是人货分离的状态。王浩几个人穿着便衣扮成乘客坐在那辆客车上跟到保山客运站。客车停下来之后,一个人从垃圾桶里拿出下了车。这名毒贩在客运站前的快餐店开始交货。

  “这时候旁边的一辆中巴车突然打开,几个人跳了出来,按住毒贩,抢走了,我们以为是黑吃黑,于是就干了。”

  特勤大队将所有人都控制住,中巴车上的一位说自己是警察。“一个战友上前就揍了他一下,因为毒贩子被抓住后经常神经兮兮的,不少人说自己是警察,是卧底,”王浩说,“后来那人被打急了,就喊着你可以打电话证实。电话过去才知道他确实是警察,而且级别很高,一个市局的队长。最后我们支队长上门赔礼才将这事摆平了。”

  “我们禁毒单位有一个奇怪的制度,就是每年都有任务量,要缴获多少公斤毒品,”王浩说,“比如说我们单位一年几百公斤吧,超一克就是超额完成,这个制度很怪,因为毒品越泛滥的地方成绩就越好,如果今年做得好的话明年就很可能完不成任务。”

  完不成任务的单位不会遭到处罚,但各种福利待遇会下降,而且是非常猛烈地下降,“记得有一个大队,由于没完成任务,连春节会餐都被取消了,他们过年只好啃窝窝头,压缩饼干。”王浩说。

  王浩刚入伍的时候就觉得这是完全错误的,“当时开会分配任务,我就消极对待,趴在桌子上睡觉,结果领导也没给我废话,关了七天禁闭。”

  “我们和公安不同,特勤大队还是属于部队性质的,常年不放假,人员定时流动,无法建立当地的社会关系,说难听一点就是我想受贿都不会有机会,”王浩说,“退役之后也没有很好的安排,刚刚辞了工,现在还要找工作。不过我还是很关心禁毒的新闻,听到陆丰的消息还是很开心的。”(文中阿甲为化名)